自1997年“走出去”战略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相关国家投资增速显著加快,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攀升。2024年对外投资达到1900亿美元以上,全球累计海外投资总量超3万亿美元,中企已成为全球跨境投资的重要力量。
但与此同时,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合规经营挑战,以及复杂的营商环境和潜在的文化与技术壁垒,都对企业出海构成巨大挑战。
01
中企出海迈入新阶段
投资规模与布局双突破
中国企业正完成从“产品出海”“品牌出海”到“生态出海”的跨越式升级。
2024年末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1399.3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105倍,全球排名稳居前三;
国际化民企境外收入总额达52149.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93%;实现净利润21087.9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8%;
国际化民企境外出口额达32839.0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21%;
境外企业总数增至5.2万家,海外雇佣人数超502万人;涉足行业84个,其中有80个行业实现盈利;
投资布局呈现“稳定在港、离岸中心集聚、东南亚高增长”的特征,中国香港占比55%~60%,东南亚市场2020年后增速显著,而美国等传统市场占比降至1.1%。
伴随规模扩张,企业出海模式历经三阶段迭代:
2001~2010年为成本驱动型出口期,以代工输出低附加值产品;
2011~2020年进入品牌出海阶段,依托并购与研发本地化实现双重驱动;
2021年起迈入生态出海新纪元,在光伏、AI等领域输出技术、标准与管理生态,完成从价值链参与者到规则赋能者的转变。
这一转变源于国内市场压力、技术升级及资源布局的三重驱动。
国内市场饱和与竞争压力,推动消费电子、家电等行业通过出口消化产能、拓展市场;
技术迭代与产业链升级,带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以技术输出参与全球竞争,凸显中国标准与产业链优势;
资源获取与战略布局需求,促使能源、矿产企业通过海外投资保障供应链安全,并逐步参与全球资源治理。

02 核心风险解析
中国企业出海在规模扩张与结构完善的同时,所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增多。这些风险既源于外部环境变化,也与企业自身战略和管理相关,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政治风险
东道国政局稳定性、政策变动及国际关系紧张均可能影响企业运营。
经济风险
主要包括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变化。汇率变动可能导致海外收入折算后大幅缩水;通胀推高成本、压缩利润;经济下行则直接影响海外市场需求与订单。
法律风险
东道国法律体系不同易引发合规风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可能导致技术泄露,合同纠纷则可能带来财务损失。
文化风险
源于语言、习俗、价值观等差异,易引发沟通障碍、管理冲突甚至品牌形象受损。
市场风险
包括需求差异、竞争加剧和消费者行为变化。若产品不适应本地市场易导致滞销,激烈竞争则会挤压利润空间。
技术风险
主要体现在技术标准差异、研发能力不足与创新滞后。标准不同可能形成市场壁垒,创新跟不上则易失去竞争优势。

03 Kunity建议
为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确保出海行稳致远,企业须将风险管理提升至战略高度,系统构建应对机制。核心建议为:
强化合规管理
将合规作为战略核心,深入研究目标国法律法规,提前了解当地政策。建议组建同时具备国际与本地经验的法律团队,并借助当地律师预警风险。定期开展全员合规培训,筑牢风险防线。
提前了解落地成本
在抉择是否应该出海以及出海的目的地时,目标国的办公场地租赁成本及周期灵活性是必须要重点考虑的方面之一。海外许多国家的租赁周期长,灵活度低,租赁成本高,因此提前预估落地成本,对企业长期扎根当地至关重要。
落实本地市场调研
前期调研阶段,通过积极利用政府部门发布的国别指南和主动对接商业咨询公司等专业机构,提前识别潜在风险,分析安全情况,了解当地与自身行业相关的商圈分布等信息,全方面理解目标地区,从而起到精准支持决策。
深化本地化建设
超越产品适配,推进人才与关系本地化,大力培育本土管理与技术团队。主动与当地供应商、分销商、行业协会及社区建立互信合作,融入本地产业链,从而更有效地融入当地文化,并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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